我与法治日报二三事

    我与法治日报二三事丨我与老朋友真情相伴携行中国法治路

□ 我与法治日报二三事

□ 贾宇

奔走在中国法治路上40余年，我身边始终有位老朋友真情相伴携行，不管她几易其名，不管我走到哪里，我们总在第一时间相认，彼此充满着熟悉和亲切。这位老朋友，就是刚刚更名的《法治日报》（原名《法制日报》），她的前身是《中国法制报》。“秀才人情半张纸”，老朋友有了喜事，理当写点文字表示祝贺。

1979年，我到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求学，第二年《中国法制报》创刊，我就成了忠实的读者。当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中国的法制事业刚刚启航，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百姓，都对法制寄予很高的期望和热情，《中国法制报》单“法制”两字就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

当时，法制信息传播少，宣传法制媒介更少，在这一特殊时期创刊的《中国法制报》，就成了人们学习法律知识、培育法治理念的重要媒介，也成为人们了解司法工作和法制发展进步的主要窗口，对推进法律人成长进步、推进法制社会转型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贡献。

当时，报纸发行量很大，街边、报亭都有，很多老百姓随手买一份站在路边看。我作为年轻的法学学子和法学教师，阅读《中国法制报》是我学习法律、了解司法实务的重要渠道。报道的内容是法学教学的重要素材，教授们拿着《中国法制报》讲课是常见的事。

后来，我的豆腐块文章不断见诸报端，报社记者也常联系我针对一些焦点案件进行采访，我很受鼓舞，更是坚定了投身法律事业的信仰，培养独立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学术习惯。

学术争鸣是学术进步的阶梯。上世纪90年代，我特别关注过《法制日报》报道的一起安乐死案件，一位母亲肝癌晚期特别痛苦，儿子请求主治医生为其母亲解脱，主治医生就给其母亲打了一针，母亲安详去世。之后因家庭纠纷，儿子和主治医生被告发，并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这起案件引起安乐死的大讨论，我也参与其间做了比较认真深入的研究，并将此作为我一个阶段的学术主攻方向之一。

在学术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往返中，我更加笃定，学术从来不是困在象牙塔里的，法律也从来不是只写给法律人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庭审纪实》《刘汉刘维涉黑案四川3名原政法干部获重刑》等报道中都如实地将我们这些学者的观点展示给了社会大众。因为法律只有被充分理解，才能真正被信仰。

从陕北公学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从西北政法学院到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肩负着民族振兴、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使命。我在西法大担任校长时，提出了“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的育人理念，《法制日报》这个已相交二三十年的老朋友给予了我莫大的关注和鼓励。

“我们做革命工作是非常注重实际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法学教学同样必须和实际相结合，必须与司法实务相结合。但教师不了解司法实践，教学与实务严重脱节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我提出首先要把教师培养成了解中国司法办案实际的法学专家，要求青年教师无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无论是博士或者是留学归来的，一律要到基层检察院、法院等实务部门挂职锻炼，要有为期一年以上的全职司法实务工作经历。到2017年我离开西北政法大学时，学校有司法机关挂职锻炼经历的教师达80多人，走在全国前列。《法制日报》对此作了充分报道，中央政法委也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现场会，对我们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各政法院校建立法学教学与司法实务合作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工作机制。

这无论是对高校培养人才，还是提高政法队伍法学理论水平和实务战斗力，都很有意义，而且至今还有很大的进一步发展空间，为我到实务部门工作后深入开展检校合作，培养高层次检察人才奠定了基础。

2017年毕业季，是我人生中难忘的日子。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立身为公 力学达成行稳致远》的致辞，同时依依不舍地宣布将告别我学习生活和工作达38年的西法大。在我人生重大转型时，法制日报社理论部主任蒋安杰发表了《告别西法大，贾宇去了哪儿？》，用笔细腻，娓娓道来，不到几小时点击量就达10万+，刷屏了西法大学子的朋友圈。

除了被老朋友真心关注的温暖感动外，我同样收获了在实务部门新岗位上一如既往做好工作的信念力量，就像我告诫学生一样时刻提醒自己“要始终坚守法治信仰，坚信法治的价值，自觉且真诚抱有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念，追求公平正义，捍卫法治理想”。

2018年1月，我有幸从陕北这片红色热土来到革命红船起航的地方，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6年的地方，赴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月19日这天，老朋友又在法治浙江微信公众号上送了温馨见面礼《“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贾宇任浙江省检察院党组书记》，回溯我与浙江结缘的故事，让浙江人民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干部有了初步印象。法制日报社驻浙江记者站站长陈东升发表特写《浙江省新任公检法三长的法律背景》，对我和新任省公安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事法律工作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阅读量又是10万+。

同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后，欣然接受了法制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邵炳芳的邀请，在浙江记者站记者王春的陪同下，走近这位相交30余载的老朋友，参观了报社采编工作平台、照排车间、法制网演播室等，录制了法制网直播专访，我的声音被更多的读者和网友听到，对我而言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让我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2018年6月29日，浙江省检察机关首创的“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挂牌，这是个值得载入法治浙江历史的重要日子。《法制日报》用新闻纸予以了定格。时逢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一周年，《法制日报》及时关注到浙江检察工作的新成绩、新亮点，报道后良好的社会反响进一步推进了浙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2019年7月，在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两周年之际，《法制日报》再次深度报道了我们努力打造的新时代公益诉讼浙江样本。

除了持续追踪浙江检察工作，老朋友同样关注我在全国两会上的发声。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提出15周年，绿化一方群山，保护好一江春水，需要建立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密切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生态检察新机制，更需要大力宣传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检察新理念。此时，老朋友又来到我身边，《守护好“重要窗口”青山绿水》的专访，成了我的“扩音器”。

确如《法制日报》报道，我和浙江的缘分，从“枫桥经验”起从来没有断过。2006年，我带队到浙江诸暨枫桥镇蹲点调研，完成《“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课题研究。到浙江工作后，我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检察版，2018年8月，我们与这位老朋友深度牵手，共同主办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围绕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重要思想与“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8月15日《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浙江检察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勇创法律监督为民服务标杆省》，我们的联系互动因“枫桥经验”而更加紧密。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时又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新定位。面对新形势，浙江检察机关如何建设好、展示好检察“小窗口”，服务保障“重要窗口”建设，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重要课题。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是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牛鼻子工程，老百姓要实现矛盾纠纷调处最多跑一地，涉检信访工作就不能跑两地。浙江省检察院积极推进了88家基层检察院的12309基层检察服务中心入驻当地矛调中心，占全省基层检察院的97.8％，着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法制日报》紧抓矛调中心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窗口，及时展示了检察机关的担当作为。

越是深入基层调研，就越发了解浙江作为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的背后，无不凝结着人民群众勤劳奋斗的汗水和智慧。在东升、王春同志身上，我深切感受到了浙江精神的力量，他们的热情、勤勉、敬业、敏锐，他们与政法单位的真诚互动，他们为各地改革创新的鼓与呼，都构成了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我努力做好转型的信心助力。

经过数月的基层调研，我们补短板、聚合力、谋新篇，形成《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高水平服务保障“重要窗口”建设的决定》，构建法律监督“八大格局”，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和浙江辨识度的12项检察标志性成果，努力为浙江“重要窗口”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入浙3年来，我初心不改，老朋友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我又当老师了！”这是2018年9月《贾校长开讲新学期法治第一课》报道的第一句话，我带头担任了浙江大学附中的法治副校长。2019年11月，《法制日报》在《系好未成年人第一颗“法治扣子”》中又一次记录了我当校长的全过程，这一次，我们检察官校长队伍壮大了许多，“浙江省三级检察院检察长送法进校园已经成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自然和浙江全体检察人的努力分不开，也和老朋友对我们的宣传和鼓劲分不开。

40年来，《法制日报》这位老朋友一直坚守在中国法治事业前行的道路上，记录着中国法治前行路上的每一个脚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报纸紧跟形势将报道领域扩大到依法治国各方面各环节，成为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

“无问西东，此处自有深情。”8月1日，老朋友完成了新的更名，衷心祝愿《法治日报》与法治中国建设戮力同行勇立潮头！祝愿中国法治的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